作者：陈健梅，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于《浙江大学学报》总第50期，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要：唐代长安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通过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与帝国境内经济、文化发达区域以及六朝的政治中心—以三吴为核心的江南紧密联系起来。江南在向帝国的中枢输送财富与物资的同时，也输送了江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位。江南与长安，从时间上还可以理解为“东晋南朝”与“唐朝”，唐朝对东晋南朝的继承，表现为制度与文化上的渊源。人文地理意义上的“江南”气象在唐代已经崭露头角，作为唐代都城的长安则从时空两个层面上继承和涵盖了江南。基于六朝文化的江南元素涌现与活跃在长安文化与城市生活中，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对唐代长安文化与城市生活中的江南元素进行考察，可以从社会史与城市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学者们讨论的唐后期“南朝化”倾向问题。
关键词：长安文化城市生活江南元素
前言
以汉唐古都长安为中心，综合了历史、考古、文学、地理、艺术、文献学等多门学科的“长安学”，在国家“一带一路”的经济文化建设大背景下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对于唐代长安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关系的研究，学者们的眼光更多地着眼于长安与西北乃至西域的关系，其中代表性著作如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梁中效的《中唐以后的长安与江南》[2]一文虽然注意到了以苏南、浙北为中心的江南对中晚唐时期长安朝廷的支撑作用，然文中以“长安”代指大唐帝国，没有具体涉及长安城与江南的研究。
自隋文帝开皇二年宇文恺规划营建大兴城以来，关于隋唐长安城的著述就陆续出现，其中以韦述的《两京新记》为隋唐两代集大成之作。北宋皇佑、熙宁年间，宋敏求撰《长安志》，成为《两京新记》之后的又一部集大成之作，与此同时，吕大防等以《两京新记》及旧图为本，于元丰五年刻《长安图》。南宋程大昌撰《雍录》，不足以与《长安志》相侔。元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和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或剪取宋志旧说，或略加发挥补充，与宋志不能相提并论。明人著述则略无足称道者。清人所修志书基本上还是因循宋志旧说，踵宋志之后的里程碑式著作则唯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然徐松对于《两京新记》、《长安志》的舛错罕有匡正。[3]
辛德勇先生的《隋唐两京丛考》考证了隋唐西京（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建置中的若干问题[4]，堪称隋唐长安城研究的经典之作。此外，作为长安城研究的权威学者、在日本有着“中国都市史研究第一人”之誉的妹尾达彦先生，在唐代长安城的城市形态[5]、功能空间[6]、都市生活[7]等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妹尾达彦又将长安城置于更长时段的中国历史转型期和更大空间的欧亚大陆都市网背景下进行考察[8]，尝试用一种能够将整个地球史与详述某一地区的地域史相结合的新的叙述方式，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东西方文明的关系，以及唐代在几百年统治期间的政治统治力与影响力的变化，审视具有典型意义的长安城，本文的写作正是受到了妹尾达彦先生的这一研究旨趣和思路的启发。4-7世纪的欧亚大陆处于以游牧民族迁徙为契机的变动中，波及到东亚的影响是，中国大陆出现了新的游牧系国家和继承汉族传统文化的江南地域国家的分裂，以及随后的统一王朝—隋唐对南北文化融合之道的探索。本文拟对这个时代背景下、处于东亚农牧交界带的唐代都城长安所接受之南朝江南文化及其影响下之城市生活进行考察。
长安作为大一统王朝——唐朝的都城，其所展示的政治、文化吸引力，无疑会波及当时帝国境内经济、文化发达区域以及六朝的政治中心—江南。早在西晋短期统一时期，原孙吴境内的吴越士子，作为亡国之余就曾积极活跃于都城洛阳，并影响了洛阳的政治、文化生活。人文地理意义上的“江南”气象在唐代已经崭露头角，加之隋唐大运河有效地连接了长安和江南，“江南”也不可能不参与到唐代都城长安的文明建设和文化生活中去。文化的江南更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所谓“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9]，从陈正祥所做的唐代前期和后期进士地图来看，唐代后半期的南方特别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进士人数显著增多，成为关中以外的又一个人才中心[10]。唐长安城作为一座国际性大都市，其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现在文化与城市生活的诸多环节，其中对江南元素的吸纳无疑也增加了长安城的文化魅力。对长安文化与生活中江南元素的考察一方面可以丰富长安城的研究内容，同时也可以从城市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揭示江南对大唐帝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影响。
一江南与江南元素
（一）从“江东”、“三吴”到“江南”
“江南”是一个时间跨度广泛、空间概念模糊、承载着丰富内涵的综合性地理名词，今天还是一个频繁出现在诗文和歌曲中的富有文艺色彩的地理名词。
以东晋衣冠南渡为界，“江南”的内涵前后截然不同。在先秦两汉时期，“江南”是个很宽泛、模糊的自然地理概念，一般认为是以楚国为背景的长江中游今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的长江南部，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及“江南卑湿，丈夫早夭。”[11]张守节《正义》否定了裴骃《集解》所引徐广的“丹阳郡”之说，而解释为“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12]从长江的流向来看，这样的解释完全合理，因为长江自九江至南京的皖江段折向东北，故又有“江东”这一地理概念指代长江下游今皖南、苏南地区。孙吴立国江东以后，“江东”开始获得人文地理内涵。孙吴政权肇迹于吴[13]，吴郡所在的太湖流域成为孙吴江东政权的经济中心和稳定后方。由于孙吴政权只是割据政权，没有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可，孙吴在江东的经营并没能打造出“吴”的人文内涵，但却给东晋南朝偏安江东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衣冠南渡后，“三吴”这一地理名词开始出现。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从东晋伏滔称引“三吴之富”来看，[14]“三吴”的内涵首先是经济发达区域。如果说“江南”还是一个轮廓模糊、界限不清的地理概念，那么“三吴”所指向的区域应该很清晰了，至少包括当时明确冠以“吴”字的两个郡——太湖流域的吴郡和吴兴郡。
虽然人文地理意义上的“江南”一词迟至唐宋时才出现，而实际上自中原衣冠南渡以后，无论政治中心如何变动，以“三吴”为核心区的江南都保持其一贯的特色——经济发达和文化昌明。两宋经济重心南移后，江南号称“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明清之际，江南首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以说，东晋南朝开启了现代意义上“江南”的气象。
（二）学术史中的“江南”
由于“江南”内涵的多元性，对“江南”的理解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其中比较成功的研究成果是由气象学者林之光、地理学者杨勤业、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和冯贤亮等人合作完成的《何处是江南》[15]，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地介绍了气象学者、地理学者、经济学者、诗人、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所理解的“江南”及其代表性意象[16]。对于“江南”的研究虽然涵盖了文学、历史、艺术、经济、地理等诸多学科领域，但“江南”作为一个在经济基础上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丰富文化底蕴的区域，更吸引历史学者的
